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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期 2017年2月古美术本期封面
35期 2017年2月今艺术本期封面

动态 Affairs

理性与美学的自由盛开

数天前,陈小丹站在自己工作室的大门前,看着吊车把即将赴德国参展的艺术作品一件件地吊入集装箱内。三米多长的骨头雕塑在空中呈现着突兀奇诡的包裹状态,小丹揪心地看着师傅操作着吊车的每一个动作,唯恐哪一个不留心的环节会惊动那些落在骨节上的瓷质蝴蝶。铝制的骨头以巨大的体量和重量,似乎会让周围的空气颤动起来,也让那些满布在粗大的骨节上雕刻精美的瓷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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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Viewpoints

虚实之间

讲到“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当下最潮流、最炫酷的科技?还是游戏爱好者的终极福音?是人类感官体验的质的飞跃?还是强大的社交网络平台?是带着个笨重的头盔沉浸在数字世界不能自拔?或是已经开始担心未来有一天科技终于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而导致我们的世界将充斥着一群社交恐惧症患者?抑或是压根就觉得这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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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 Focus

收藏家与他们的收藏展

2005年6月13日,一个名为《麻将》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开幕,340件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国当代艺术首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在西方亮相,对于今天艺术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这个展览可以说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麻将》向世界推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同时,也让两个人推到了所有收藏家、艺术机构和艺术爱好者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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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夹 Portfolio

潇洒、风度、有气节

假如我是一朵花,自然生长。在这个气候下,播多少种子就只能长出多少花来。而这朵花刚好被有心的人看到了,才得以绽放在更多的人们面前;假如这朵花没有被看见,它还是依旧在那里长着。至于我是一朵什么花,我不知道,我就这样自然地长成了现在的样子。 ——王颉音     有一天,漆澜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天边的云彩,身心畅然自得,脑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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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识 Reviews

在这里,文字暂时缺席

当我们说起罗伯特·劳森伯格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很多名词——后现在、波普艺术、解构主义、ROCI、异域、中国、日本、秘鲁……在世界艺术范围内,劳森伯格是一个重量级的艺术家,而在中国艺术群体的心目中,他是一道启明的灯火。 1985年,作为国际巡展的一部分,劳森伯格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直接推动了中国85后新艺术浪潮,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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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学 Collectorship

山关依旧在

尹朝阳,这位以“青春远去”“乌托邦”“神话”等系列成名的艺术家,他的绘画承载着一代人迷惘痛苦的青春,也因而不可避免的牵连着种种政治的隐喻。在2010年“正面”个展之后,这位跨入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开始了关于“山”的旅程,他入山、登山、观山、画山,名山大川和无名山中都留着他的足迹,甚至在一年四季中频频走访嵩山。这一转变对熟悉尹朝阳早前作品的人来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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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讯号 On Reading

方罍之王,回归故土

楔子:皿方罍与上海博物馆的机缘 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享誉海内外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家中观摩金铜佛像时,偶然发现皿方罍的器身。根据其特殊的纹饰和铭文内容,立即判断这件器物与湖南省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器盖应为一体。回国后,他将自己的结论告诉了湖南省博物馆和新田栋一,并提议将此器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随后湖南省博物馆将器盖送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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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事件 Art Monthly

内外皆臻妙──佛教箱盒

特别的、贵重的或想要长久保存的物品,会放入什么样的箱盒里呢?装有贵重品的箱盒,往往给人与内容物同样珍贵之感;反过来说,物品因装入箱内而使人备感重要,这样的情况亦大有所在。正因如此,盛放贵重品的箱盒,不仅需具备置物的功能,倘若箱盒本身被赋予美丽的装饰,不也透露出其中物品的重要性、珍贵性或人们对于所装物品的珍视程度吗? 佛教中的容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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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查询

方罍之王,回归故土

方罍之王,回归故土

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侧记

 

皿方罍,湖南省博物馆藏

皿方罍,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皿方罍,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皿方罍,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豕尊,湖南省博物馆藏

大禾方鼎,湖南省博物馆藏

大禾方鼎,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大禾方鼎,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兽面纹壶,湖南省博物馆藏

兽面纹壶,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戈卣,湖南省博物馆藏

戈卣,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兽面纹瓿,湖南省博物馆藏

楔子:皿方罍与上海博物馆的机缘

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享誉海内外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家中观摩金铜佛像时,偶然发现皿方罍的器身。根据其特殊的纹饰和铭文内容,立即判断这件器物与湖南省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器盖应为一体。回国后,他将自己的结论告诉了湖南省博物馆和新田栋一,并提议将此器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随后湖南省博物馆将器盖送到上博,但新田栋一迟迟未能将器身送来,展览搁置。

2001年皿方罍以942万美元的价格创下中国青铜器拍卖的最高纪录,上海博物馆也参与了竞拍,因实力不济作罢。直到2014年,经过多方努力,湖南省博物馆与纽约佳士得洽购成功,皿方罍终于回归故土。此次,上博筹备的“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是皿方罍回归后首次走出湖南到外省市博物馆展出。之所以第一站选择上海,自然与马承源馆长及上博的这段情缘分不开。是展也足以完成马馆长生前未能达成之夙愿。

皿方罍的流传经过

关于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存在不同的说法,流传较广的主要有两种。影响较大的是1922年出土于湖南常德市桃源县漆家河,其依据是器盖的收藏者湘军高官周磐被处决前的交待材料。经过湖南省博物馆傅聚良的详细考证,此器为1919年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杉园山的山坡上。村民艾清宴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但他并不知道这件器物的价值,一直保存于家中。1924年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石瑜璋便雇人将器身扛走,却并未拿走器盖。

艾清宴的儿子艾心斋在新民学校肄业,艾清宴想让儿子继续读书,提出以器盖充作学费。新民学校的校长钟逢雨颇通文物,看到器盖后认出这是商代的青铜器。1925年长沙大公报报道了钟逢雨举报石瑜璋买走皿方罍的事情,此事惊动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追查,最后在长沙一家古玩店发现了器身,但无法追缴。钟逢雨手中的器盖也引起了正驻军此地的周磐的觊觎之心。周磐以3000银元要求钟校长将器盖交出,在得到器盖后不久就离开了桃源,秘不示人。1952年“镇反运动”中,周磐才交给政府,此后又移交湖南省博物馆。

1928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著《中国艺术史》,器身再次现踪。书中刊有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为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收藏。傅聚良推测此器到上海后应是卖给了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人,后被偷运至国外。1930年至1950年的收藏者为日本人浅野梅吉。1961年其子浅野刚整理父亲浅野梅吉遗留的书稿,出版的《中国金石陶瓷图鉴》著录有皿方罍,上有说明购于昭和五年(1930)。50年代为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收藏,据其自述是1950年从浅野梅吉处重金购买,一直到2001年交付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

皿方罍的艺术特征

这是目前所知方罍中体形最大的一件,全身漆黑发亮,纹饰精美。盖作屋顶形,中央立有屋顶形盖钮,每面装饰牛角兽面纹。钮柱前后两侧饰有一组相对的鸟纹,弯角勾喙,体躯细长内卷。钮柱左右两侧饰外卷角兽面纹,仅保留兽角、兽目和嘴,其余均省略。这种兽面纹的嘴型很有特点,作桃叶形,相似的发现还有湖南石门的兽面纹鬲。盖面的主体纹饰是内卷角兽面纹,卷尾的小龙作兽角,兽面阔嘴吐舌。下颌内钩,肢体作竖式勾卷的样式,兽角和肢体均装饰有钩形饰。向桃初认为这种钩形饰虽然在商代末期极少数兽面纹的角部有出现,但是装饰于兽面纹肢体几乎不见于商晚期,却普遍流行于西周早、中期。(注1)盖面所有部位的兽面纹全部倒置,兽面朝上,这是方形器盖的一个主要特征。

盖、器子母口,直颈圆肩,腹壁斜收,下置外侈的高圈足,圈足上方四面各有一个方形小镂孔。以安阳刘家庄北地M1046、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为例,殷墟四期或商末周初的方尊、方罍等器物的圈足已经没有镂孔现象。此处的镂孔设计比较特殊,可能与铸造有关。肩部两侧设兽首衔环耳,兽首额顶有外卷角,作卷龙形。两侧有一双大耳,嘴部上翘饰蝉纹,颈部饰鳞纹。在肩部前后的中间位置以及腹下部正面饰有相同样式兽首装饰和兽首鼻。这种大角兽首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比较多见。青铜方罍是从殷墟二期开始出现,早期的造型基本为平底,商末周初的加设圈足。从方罍设鼻的部位来看,殷墟时期的兽首鼻位置普遍偏下,安阳苗圃北地M229和花园庄东地M54的都是在近底部,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西周早期的陵方罍在靠近圈足的位置。皿方罍设鼻的地方在腹部偏中间的位置,说明这件器物不似中原地区的方罍那么高耸、腹壁弧长,整体显得略微宽胖。

方罍通体从盖钮到圈足的四隅、四中央均设有钩状棱脊。这种“C”形钩状棱脊始于二里冈时期,商晚期的中原地区基本不见,却流行于同时期的长江流域。西周早期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以及著名的何尊、令方彝等器物所装饰的那种夸张的钩状棱脊或许都是受到了长江流域的影响。

颈部、上腹部和圈足以棱脊为中心饰完全相同的分体鸟纹,上腹部鸟纹中间还饰有牛角兽面纹。肩部之上饰两道弦纹,圆肩以兽首为中心饰有相对的龙纹,龙角作曲折状。腹部的大兽面纹和盖面相同,细密的云雷纹作地纹,在浮雕纹饰上面还有阴刻的云纹,这是典型的三层满花器。

皿方罍器、盖均有铭文,但是字数、行款有所不同。盖铭为两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李学勤考释“天”应为“而”。器铭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字体排列不甚规整。皿族的传世器在历代著录中偶有所见,皿爵(集成7604)、皿父丁爵(集成8474)等。1977年陕西陇县韦家庄发现一件皿屖簋,形制比较特殊。鼓腹两侧有附耳,高圈足下置方座,但是方座四面开设有高缺口。有铭文两行五字:“皿屖作尊彝”。李学勤注意到簋铭“皿”字左右两笔歧尖,“尊”字作反书,同皿方罍铭文如出一辙,显然是一家之器。方座簋是周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学者据此推测皿方罍的家族可能是周人。(注2)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M6130还出土一件皿簋,形制偏晚,铭文为“作皿尊簋”,可知皿族一直到西周早、中期还活跃于中原地区。通过安阳孝民屯出土的陶范,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周文化特色的器物可能在殷墟制作。那么,皿方罍究竟是湖南本地制作的,还是在殷墟或者陕西关中地区制作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

为了配合皿方罍的展览,本次特地从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遴选了十件时代大体相同、具有当地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青铜器。从中可以发现皿方罍与这些器物的联系和区别。本文主要从造型、纹饰、装饰以及埋藏方式四个方面来看湖南青铜器的独特性。

写实的动物造型

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少以立体动物形象为器形,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四羊方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虎食人卣,1975年株洲醴陵仙霞公社狮形山出土的象尊、1981年湘潭九华公社船形山出土的豕尊等。这些动物形象的器皿具有写实意义,与中原地区庄严古朴、抽象化的表现大为不同。

象尊通体呈碧绿色,出土时失盖,右耳亦残缺。这件器物制作十分精美,写实的特征极富艺术感染力。象额扁平,额头饰一对圆涡状的卷蛇纹,蛇头作三角形,双目巨大。此蛇学名叫“烙铁头蛇”,毒性极强,迄今还生存在湖南邵阳、郴州一带。前额两侧有巨大的象耳,耳背饰凤鸟纹,其下各饰一只长尾鸟纹,鸟纹作伫立式,鸟首扬起,鸟喙特长,其形态不见于殷墟青铜器。眉眼突起,大嘴向前突出,露出剑齿状的门牙。长鼻高翘,鼻孔向前平伸,鼻孔与腹部相通。长鼻饰以鳞纹,内外两侧各饰棱脊。内侧长鼻顶端攀伏着一头小虎,虎口衔住棱脊,虎尾下压一鸟,外侧棱脊顶端作内钩状,实际是作蜿蜒的小蛇。

象体较敦实,短颈圆腹,象背平直,腹部两侧饰龙纹,龙纹有尖叶状的耳,躯体不甚完整,龙唇的下颚内卷,又可视作内卷角的鸟首。一般而言,龙、鸟合体的纹饰主要见于殷墟二期,以妇好墓出土的器物为代表,表现出龙、鸟共用一体,龙纹和鸟纹相连。此器的独特性却在于龙首的局部又可作为鸟首,显示出与殷墟不同的特征。下腹部还饰一龙首形象,作曲折角,龙口下张,体躯完全省略。

象四肢粗壮有力,足有五趾,短尾下垂。前、后足所饰纹饰并不一致。前足各饰一头向上攀爬的虎纹。后足各饰兽面纹的一半,外卷角兽面纹作分解式,这种装饰手法极其少见,对称式的构图并不衔接。后足近腹处还有一条倒置的小龙。臀部饰虎头式兽面纹,仅有兽面。其下还有两个相对的柱角龙纹,体躯向两侧后方内卷。器物周身共装饰20余只动物,以精细的云雷纹作地纹。

器物的内部构造充分考虑了实用性,象腹中空,象鼻为流。根据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传为湖南出土的象尊判断,所缺失的器盖可能也是这种小象设计。两件器物主体特征完全相同,弗利尔象尊比之略小、装饰与之稍异,又新出现了四瓣目纹这种殷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象尊,传湖南长沙出土。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动物形尊。此器风格与前两者相比差别甚大,但都属于“混合型”青铜器。周亚认为醴陵象尊与殷墟二期青铜器的纹饰和铸造工艺非常接近,这一类器物的中原文化因素要大于地方文化因素。吉美象尊所代表的另一类只在器形、纹饰或制作工艺的某些方面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响,显示出较多的土著文化特色。(注3)

传神的人面纹饰

大禾方鼎是迄今为止湖南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方鼎,1959年宁乡黄材胜溪村新屋湾山前台地出土。器壁四周装饰有高浮雕的人面纹,人面五官的形象十分准确,面宽而方,嘴型宽大,吻部突起,高颧骨,大鼻,眼睛上有两道弯眉,粗大的双耳分列于两侧,五官特征近似于蒙古人种。双耳上侧还饰有商代兽面纹常见的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由此推想这可能是一个人兽合体的神人形象。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很多用人面作器物装饰的例子。侯家庄西北冈M1400出土的青铜人面具与之相比,除了面部宽窄有所区别外,五官的刻画颇有相似之处。这种人面具在长江流域发现最多,汉中城固、新干大洋洲等地都有出土,普遍认为是巫师一类的人物佩戴。上海博物馆藏弓形饰以及铜川出土的弓形饰也有类似的神人纹样,神人的头顶装饰有曲折角,身体简化作蝉的形状。形象完整的神人纹样出现于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的神人双鸟鼓,刻画十分细致。整体姿态作蹲踞式,双手上扬作爪状,头上饰有巨大的外卷角,面部表情凝重凌厉。

然而,此器面部表情较柔和,兽角和兽爪所占的纹饰空间非常少,若没有这些装饰,几乎可以认为就是当时古人的真实写照。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和日本泉屋博古馆各藏有一件虎卣,虎卣圆雕的人面与大禾方鼎人面纹饰如出一辙。据说两件虎卣也出土自湖南宁乡,从纹饰来看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关于人面纹饰的意涵,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认为是远古时代某位君王的形象,有的推测是蚩尤,与打鬼的方相氏也有关系;或是祝融;或是所谓的“黄帝四面”。(注4)其二认为人面代表了农神,通过血祭农神以祈求丰收,有大宜其禾之意。(注5)其三认为表现的是神主或祖灵(注6)。其四认为可能是禾侯方国的女性统治者。(注7)总之,这种纹饰应当反映当时巫师一类的人物。大禾方鼎与长江流域的神人纹饰虽然构图和细部特征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属于同一文化体系下的产物。

方鼎两耳外侧饰一组相对的阴线龙纹,龙体下垂,尾部上翘,其形态与安徽屯溪M3出土火龙纹鼎(注8)的耳外侧纹饰大体相似,但是后者纹饰不如前者的规整,稍有抽象的变化。耳廓前后各饰一条鱼纹,尾部分开。四个柱足的足根部饰外卷角兽面纹,从足根处至腹部四隅饰有棱脊。从棱脊的范线痕迹可知,腹部采用的是四分范的技术。殷墟出土的方鼎既有四分范,也有采用两块范拼合成一面纹饰的做法。殷墟二期后者开始出现,并且渐成主流,因此四隅及腹部中央均装饰有棱脊。

鼎腹内壁铸铭文两字“大禾”,这个族氏铭文在金文中是仅见的。有学者认为“大禾”可看作“从人从禾,即年”,表示为粮政职官类的族徽。(注9)又有学者认为“禾”指粟即小米,“大禾”则指铸此鼎的时候“禾”获得大丰收,说明殷商时期的湘江流域从中原引进了小米的栽培技术。(注10)还有学者认为“大禾”为祭名,“禾”为谷物之神,故“大禾”也为神名,当为古越族先民祭祀的稻谷神。(注11)

湖南青铜器的铭文无论是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还是一种自发的模仿,都无法脱离时代性和使用意义的独特性,并且以两个字的金文作为记事或者是神名也无相关材料可以验证。由此推想,还是认为属于族徽性质的铭文比较妥当。湖南青铜器的特殊性在于既不能忽视商文化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土著族群的模仿行为并不代表对商文化观念的归属和认同。

瑰丽的鸟形棱脊

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普遍有增加动物形附件的装饰手法,尤其以立鸟形棱脊最为突出,且不见于中原地区。1957年石门出土的兽面纹壶为提梁壶,器口呈扁圆形,粗颈,鼓腹下垂,腹部两侧设环套有兽首状的扁平提梁,下置高圈足,有四个方形镂孔。入藏之时壶的圈足已残,现在的圈足系后配。穹庐形盖的顶部有菌状捉手,盖子口套进器母口内。提梁呈倒置的U形,上端两侧略为弯曲。提梁表面饰有鳞纹,沿着提梁中脊线密布钩状的小棱。

二里冈时期提梁壶比较流行,主要特征表现为小口、长颈、圆腹,提梁设在颈部或者颈、肩之际,索状提梁或扁平提梁的两端作环形,不施装饰。殷墟时期扁平提梁的两端开始装饰各种形状的兽首,以增添器物华丽的艺术效果。例如安阳小屯5号墓兽面纹卣、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亚址卣的提梁两端都饰有龙角的兽首,与这件提梁壶的装饰相同。

殷墟青铜器还特别流行一种大口粗颈的贯耳壶,体型一般都较大,在30厘米至60厘米之间。然而同时代的提梁壶,提梁通高很少有超过40厘米,平均在20厘米至30厘米之间。安阳小屯5号墓出土的妇好壶与这件器物的形制基本一样,两者的区别仅在一作贯耳,一作提梁,纹饰和立鸟棱脊的装饰也存在差异。由于这件提梁壶并没有在安阳发现完全相同的器物,并且通过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器物,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文化对殷墟青铜器进行改造的某些例子。有理由推测,这种形制的提梁壶实际上是对殷墟青铜器的模仿和加工。

提梁壶的颈部素面不施纹饰,有三道凸起的弦纹,腹部上下两个纹饰带均用凸起的弦纹作界栏。上腹部和下腹部装饰有不同类型的兽面纹,上腹部饰虎头式兽面纹,下腹部饰牛首式兽面纹。兽面纹的体躯已经省略,只保留了头部特征。虎耳呈尖叶状,牛角特长且平直,角尖翘起,马承源将之定为殷墟中期的纹饰。(注12)这种兽面纹的特点是兽目中空内凹,角端、耳端、鼻部和颚部均有凸起的圆乳作装饰,这种装饰在殷墟青铜器中发现的不多。在兽面纹两侧设有倒置的小龙,龙体较长,尾部上竖,口部向下,同样也有圆乳的装饰风格。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鄉宁壶,传河南安阳出土,纹饰与此器几乎一致。另外,还有上博收藏的一件兽面纹壶,两件的形制和纹饰比较相似,都是贯耳壶,贯耳在颈部两侧。

壶盖饰两条倒置龙纹组成的兽面纹,龙体上举、尾部内卷。盖面四中央均有钩状棱脊,颈、腹正面中央前后分别饰有一小立鸟下连钩状小棱脊的样式,腹部侧面两边均有三个小立鸟相连的棱脊。这种以立鸟作装饰的手法在长江流域较为普遍,除了湖南出土的尊、罍、瓿等器物,三星堆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亦有发现。虽然纹饰题材与殷墟有关,但是局部装饰反映出鲜明的地域特点,这是湖南青铜器的独特面貌。器物的全部纹饰均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纹,层次感十分强烈,平雕、浮雕、圆雕相互结合,融为一体。兽面纹壶的时代大致为殷墟二期,这是殷墟青铜器和湖南青铜器联系最为紧密的阶段,也是南北青铜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重要时期。

独特的埋藏方式
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和礼制内涵,主要用于祭祀并且随葬于墓葬。湖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基本不出土于墓葬,主要在河边、山顶以及半山腰的山坡上,而且大多数是单独出土,器物之间很少有明确的组合关系。目前发现的一些商文化气息浓厚的青铜器内还有贮藏小件玉器和青铜工具的埋藏习俗,这也是湖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独特现象,不见于中原地区。

1970 年宁乡黄材寨子大队王家坟山出土的戈卣,横截面呈椭圆形,盖面作穹庐状,盖顶设菌形捉手,饰有六瓣蝉纹。盖沿直高,两侧有上翘的出戟,出戟外侧装饰蝉纹,盖沿与口沿相套合。蝉纹这种辅助性纹饰的使用频率较高,并且经常出现在捉手、出戟这些比较固定的位置。器体鼓腹下垂,从肩部开始外张圆鼓,最大径在腹部偏下位置,圈足有高折沿。颈部两侧有环耳套接扁平状提梁,提梁两端饰有兽首。提梁外侧饰长身龙纹,这类龙纹流行于商末周初,在殷墟青铜器,宝鸡戴家湾、石鼓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上都可以看到。从盖顶到圈足设有四道宽厚的棱脊,棱脊作“F”形。盖沿和圈足分别饰两组相对的长尾小鸟纹,鸟冠作绶带式,尾羽上翘,长尾后卷。颈部饰两组相背的勾喙鸟纹,鸟体作曲折形。腹部饰有四组大鸟纹,鸟纹作伫立状,勾喙,绶带式冠,尾羽上翘,尾部下垂。这种鸟纹是商代纹饰中较典型的样式,且排列方式很有特点。以棱脊为中心,每一个方向都有一组相对的鸟纹。盖面和肩部饰有直棱纹,整器以云雷纹为地纹。

相似的器物在殷墟青铜器中有不少发现,郭家庙M160的亚址卣是殷墟三期晚段的代表性器物,两者的装饰大致相同,局部纹饰略有差别,1965年河南辉县褚邱出土的祖辛卣也是如此。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出土的鼎卣、户卣、单父丁卣代表了这种器型发展到商末周初的风格,虽然形制变化不是很大,但是盖沿多呈现出一种凹弧的造型,曲线更加优美。纹饰构图和主题纹饰也稍有变化,腹部鸟纹的装饰空间明显增大。因此从这件器物的风格来看,是比较典型的殷墟青铜器。

戈卣的器、盖分别铸有一字铭文“戈”。戈族是一支古老的部族,《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戈氏。”邹衡认为,商周时代的戈族很可能就是夏的遗民。(注13)传世和出土的戈族青铜器大约有240多件,分布的地域非常广泛。最重要的发现是1971年和1991年在陕西泾阳高家堡发现的戈国墓地。戈族器物在湖南发现的并非只此一件,还有湘潭青山桥高屯窖藏的戈觯、株洲南阳桥江边出土的戈爵以及衡阳市郊杏花村后山出土的戈作宝彝卣。

戈卣出土时里面贮藏有320件玉器,主要是玉珠和玉管,还有玉玦、玉璜和玉环以及少量圆雕玉兽和玉龙,玉龙与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器相似。经科技检测,这些玉石为隐晶质结构,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或青白玉。这种铜、玉共存的埋藏现象很有特点,并且在湖南地区多有发现。

传统观点认为这些伴随青铜器出土的商代玉器是祭祀山川的祭品,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商人南下时携带的。在青铜器内贮藏玉器,表示对财富的宝藏。也有学者认为,有一些玉器呈鸡骨白色,可能经受了焚烧,与举行燎祭有关,然后瘗埋下来。比较新颖的观点还认为玉珠、玉管与侯马盟誓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可能是与盟誓有关的献祭。以及认为这些玉器是戈族或别的政治势力为拉拢土著上层统治者而馈赠他们的,当地统治者与北方来的势力融合后作为珍贵之物保存下来,用于各种仪式进行瘗藏。

关于这种埋藏方式的解释众说纷纭,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值得注意的还有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村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瓿,内贮藏有224件铜斧,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埋藏方式。两者的性质应该相同,可见这是湖南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埋藏现象。



【作者简介】胡嘉麟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员

注释:
注1:向桃初、吴小燕:《商周青铜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问题》,《文物》2015年12期
注2:李学勤:《皿方罍研究》,《文博》2001年5期,第32页
注3:周亚:《论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象尊》,《上海文博论丛》第2期,2004年
注4:孙作云:《说商代“人面方鼎”即饕餮纹鼎》,《中原文物》1980年1期,第20页;熊建华:《人面纹方鼎装饰主题的南方文化因素》,《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集,1998年;李学勤:《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前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
注5:石志廉:《商大禾鼎与古代农业》,《文博》1985年2期,第14页
注6:谢崇安:《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
注7:刘森淼:《湖南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女性特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岳麓书社2009年,第79页
注8: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注9:张光远:《湖南商代晚期人面纹方鼎族徽考》,《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注10:彭适凡、马健:《对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一些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岳麓书社2009年,第105页
注11:谢崇安:《从南方上古青铜器纹饰看骆越族造物神祭礼的源流》,《艺术考古》2015年3期,第86页
注12: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4、81页
注13: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



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
展览时间:即日起-2016.1.31

 

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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